世元1999年1月4曰，星期一，上午。朗柳市人民政斧市长办公室内，萧宸正面色严肃地详细审阅手中的文稿。

这份文件是华共中央办公厅、政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央党政机关金融类企业脱钩的总体处理意见和具体实施方案》和《中央党政机关非金融类企业脱钩的总体处理意见和具体实施方案》的通知，也就是中办发[1999]1号：

“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

《中央党政机关金融类企业脱钩的总体处理意见和具体实施方案》和《中央党政机关非金融类企业脱钩的总体处理意见和具体实施方案》已经党中央、政务院批准．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华共中央办公厅政治务院办公厅一九九九年一月二曰”

这是扉页，附件则是文件的详细内容，全文详细内容以较小的字体，写满了整整9页材料纸，此外还有7个附表，多达12页。

萧宸花了2个小时，才将内容和附件详细看完。看完文件后，萧宸虽然从面色上看来与平时并无二致，但心中翻腾起的风浪却绝对不小。

两个脱钩，金融类和非金融类。就金融类企业而言，国家对41家金融类企业，分别采取移交、改组、撤销、关闭和其他方式进行处理。其中，移交中央管理的10家，资产总额2043亿元，负债总额1953亿元，中央单位投资人民币17.7亿元、美元2067万元；移交地方管理的8家，资产总额1051亿元，负债总额920亿元。中央单位投资13亿元（资产负债和投资数不包括新华人寿保险公司）；改组的8家；撤销和关闭的6家；其他方式处理的9家。

以上涉及银行、信托投资、证券、保险等各个方面，其手笔之大，动作之快，行事之烈，近二十年来绝无仅有的。毋庸置疑，只有洪定邦总理才有可能有如此大的魄力一下子打破这么多人的蛋糕，也才有能力说服中央顶着如此大的政治风险推出这项决策、下达这个通知。

然而，金融企业还只是1号文件内容的一小部分，更震撼的内容还在后面。

中央非金融类工作小组对中央党政机关129个部门和单位进行了摸底调查，经审核确认，属于《通知》规定的非金融类企业脱钩工作范围的部门80个，不属于《通知》规定范围或属金融类企业脱钩范围的部门26个，属暂不脱钩的部门23个。在属于非金融类企业脱钩范围的8o个部门中，有脱钩企业的部门52个，没有脱钩企业的部门28个。有脱钩企业的52个部门共上报脱钩的直属企业和企业集团公司530个（其中国家有色金属局直属企业167个），其直属的子公司3151个。

于是，政务院经财政部和华夏人民银行对脱钩企业1997年度财务会计决算审查确认，530个脱钩企业资产总额11198．5亿元．约占全国非金融类国有企业资产总额的10．8％；负债总额7073．9亿元，资产负债率63.2％，低于全国非金融类国有企业平均负债率66％的水平；所有者权益4124.6亿元，占全国非金融类国有企业所有者权益的12.3％；营业（销售）收入6328亿元，利税总额27．5亿元，盈亏相抵后利润总额105.2亿元，占全国非金融类国有企业利润总额的43.2％；职工人数285万人，离退休职工106万人。

萧宸打开电脑，调出计算软件进行初步的数据分析。发现脱钩企业具有一些特点：一是大型企业多，资产总额和营业收入均超过5亿元的大型企业126个，占全部脱钩企业的23.8％，其资产总额和营业收入分别占全部脱钩企业的92.4％和95.7％；二是总体经济效益较好，脱钩企业中，1997年盈利企业356个，占67.2％；三是业务覆盖面广，冠有“华夏”字头的企业达197个，占37.2％；四是地区分布相对集中，特别是设立在京城的269个，占50.8％。

萧宸想起去年年底洪总理去爷爷那里拜早年时跟爷爷的谈话，那时洪总理还是政务院副总理(副总理没有“常务”一说，只看排名)，主管经济工作。在这次谈话中，洪总理提到现在中央经济的虚弱，虽然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出现了一些改观，但依然不够，并向萧老请教如何搞活经济，如果让中央财政更加充裕。

萧老首先重复了当年提出的鸟笼经济理论，他说：“搞活经济是在计划指导下搞活，不是离开计划的指导搞活。这就像鸟和笼子的关系一样，鸟不能捏在手里，捏在手里会死，要让它飞，但只能让它在笼子里飞。没有笼子，它就飞跑了。如果说鸟是搞活经济的话，那末，笼子就是国家计划。当然，‘笼子’大小要适当，该多大就多大。经济活动不一定限于一个省、一个地区，在国家计划指导下，也可以跨省跨地区，甚至不一定限于国内，也可以跨国跨洲。另外，‘笼子’本身不是一成不变的，也要经常调整，比如对五年计划进行修改。但无论如何，总得有个‘笼子’。就是说，搞活经济、市场调节，这些只能在计划许可的范围以内发挥作用，不能脱离开计划的指导胡搞一气。”

对于中央财政的问题，萧老的态度更加明确，他很明确地重申了一个观点：“我曾经说过，中央的政治权威，要有中央的经济权威作基础。没有中央的经济权威，中央的政治权威是不巩固的。在经济活动中，中央应该集中必须集中的权力。而反过来从政治的角度来说，如果没有中央的权威，就办不成大事，社会也无法稳定。所以对于恢复中央经济权威，这一点上你们应该放手去做，四个字：胆大心细。”

萧宸前世自然不会知道中央高层的意思，也并未过多关注党中央政务院曾经下发过哪些文件，这些东西他是没有印象的。但从这个世界的情况看来，洪总理显然是听懂了萧老的言下之意，通过所属制度的变动，改变中央经济的弱势地位，而中央显然默认或者说同意了这一行为。

萧老的态度是明确的，关键在于“胆大心细”一说，其实萧宸知道爷爷这是在给洪总理打气。洪总理虽然是难得的铁腕总理，为人刚烈正直，但从政治上来说，他又是一位弱势总理。以一人之力对抗不知道实力已然强大到什么程度的官僚[***]集团，他纵有经世济民的盖世奇才，也不见得能够用出几分力来。胆大，是支持；心细，提醒。

当然，政务院的事情还轮不到萧宸来过多地关心，他关心的是，这条通知下达之后，朗柳的某些企业将要出现的变化。

有些变化，本来不一定会出现，但因为另一条文件的下达，现在就变得很有可能了。

譬如潇南省委今天同时下达的1号文件。

去年初，在省人大颁布实施了《潇南省发展个体私营经济条例》、《潇南省发展民营科技企业条例》之后，今年省委、省政斧接着下发了《潇南省关于进一步放手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的意见》(潇[1999]1号文件)。

文件规定，放宽个私企业从业条件，拓宽经营领域，鼓励有条件的个私企业依照国家有关规定投资交通、水利等基础产业，兴办社会公益事业，从事中介代理、信息资询、社区服务等第三产业；鼓励个私企业参与国有、集体企业改制，引导个私企业完善经营机制，新办和现有企业安置城镇待业、失业人员和下岗职工达到国家规定比例的可享受减免所得税的优惠政策；加快发展外向型个私经济，积极参与国际竞争，支持私营企业兴办中外合资、合作企业，在出口创汇、从事外经外贸、获得进出口经营权等方面，与其它各类外资企业一视同仁……“向前向前向前~~”萧宸的手机响了。

“喂，文华书记？嗯，我是萧宸。”萧宸接通电话道。

“市长啊，我是问个事情，你看了两个一号文件了没有？政务院和省委的。”王文华在电话里问道。

“看了。”萧宸的回答很简单。

“哦，看了是吧？嗯……市长对这两个文件的意图是怎么理解的？”王文华笑着问道。

“中央是秉承这几年的一贯风格，对国有企业进行整改而已。省委这边，大概是为了搞活我省经济，让民营企业在我省的经济建设中发挥更多的作用吧。”萧宸自然不会傻乎乎地王书记一问他就一五一十地把心里的话说出来，先肯定是拿这点套话来应付。

套话虽然是套话，但却是体制内的人不能反驳的。王文华就笑了笑：“嗯，市长说得是……”他沉吟了一下：“那么市长觉得，这两个文件，对我们朗柳会不会……哦，我是说会有什么影响？——如果辩证的看的话。”

这话的意思就很明显了，萧宸已经知道王书记打这个电话的意思。王书记并非擅长搞地方经济的领导，当政务院1号文件和省委1号文件同时下达，而两个文件都是在讲企业、讲经济的时候，他虽然不熟悉地方经济事务，但至少可以看出这跟地方经济肯定是挂钩的。然而他不清楚这里面的好坏差别，所以才会“不耻下问”，到萧宸这里打探一下消息。

萧宸弄明白了这个意思，就好说话了：“这个，一定要仅就我们朗柳而言，自然是有好处，也有坏处。”

“哦？好处在哪，坏处在哪？”

“好处在于，政策上给了我们更大的权限来从各项制度上保障各个企业的稳步改制，同时也给了我们民营企业更多的优惠……举个例子，譬如一些被国家定为应该在地方政斧指导下进行破产、改制、重组等，现在我们有了这两个文件的政策保证，就能更好地将这些企业在有章可循的基础上进行破产改制，改制之后如果变成民营企业或者中外合资企业，又能享受省委1号文件给予的优惠待遇，这样的话对于这家企业的涅槃重生就会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所以从整体而言，这个好处是很明显的，对于我们在国有不良资产的处理上、私营企业的经营和发展上，都有莫大的好处。”萧宸对于这些经济上的东西，那是随口就来的。

“哦……对，市长说的很对，我也是这么看的……那坏处呢？”王文华毫不犹豫地做了“所见略同”的英雄。

“坏处就是，有些国有企业，本来我们是很有可能救得活的，但现在被中央宣判了死刑，并且要求立即执行，连缓刑期都没有。”萧宸说到这句话的时候，不禁有些叹气。他感到自己这个市长还是做得太迟了，鼎清区他救活了一批企业，还造就了至少三个明星企业，但从他到市政斧做常务副市长以来，却只是将几个虽然濒临倒闭但其实“病”得不算太重的市管企业救活过来，还有一些几乎“病入膏肓”的市管企业和更多的县管企业萧宸还没能使上力，而这些企业他却有不少已经亲自做出过分析或者责令下面的人对他们做出过分析，其中有至少一半的企业，萧宸觉得是可以抢救回来的——但现在他们却被宣布枪毙了。

“那些企业，病入膏肓，怎么救得活？根子都烂掉了，我倒是觉得它们被中央宣判死刑是好事，我们正好可以腾出手来，把力气花在省委1号文件所提到的扶植私有企业的工作上来。市长啊，私有企业的活力，国有企业是不能比的啊。”王文华有些语重心长地道。

这话从绝大部分层面上来说的确如此，但萧宸却皱起了眉头。国有企业的钱是谁的钱？是国家的钱、广大人民群众的钱，作为一个市委书记，国有企业破产你非但不觉得心疼，不觉得内疚，反而为之庆幸，不论怎么讲，萧宸都觉得有些像白眼狼。

“话虽如此，国有企业的一些作用，也是私营企业所不能替代的啊。”萧宸没有直接反驳，只是提出一点“异议”，或者说只算“补充意见”。毕竟现在市委和政斧双方的关系还算和谐，如果能继续和谐下去，萧宸倒也是愿意看见的，没必要弄得太僵。

而王文华在那边听了萧宸这话，就免不了有别的想法。他心里一突：萧老可是保守派领袖，他的孙儿肯定要继承爷爷的衣钵思想的，难怪我说国有企业不好萧宸会有意见。

王文华并不怕萧宸，而是担心萧宸这番话是秉承着萧老的思想的，倘若如此，则他肯定是毫无胜算的。当然他并不知道萧宸非但不反对私营企业的发展，反而十分乐意私营企业蓬勃发展，实际上萧宸只是觉得一些国有企业在关系到国计民生方面的作用还是不可替代的，譬如赈灾时候紧急调动大批粮食和救援物资，那些粮食和各类物资哪里来的？还不是国家直接从国库、从相关国有企业里面直接拖运出来的？难道你私有企业会让政斧开车到你家仓库拖你的东西去赈灾？所以萧宸始终觉得，一些国有企业虽然平时看起来“有些讨厌”或者经常挨骂，但在国家和民族出现重大危机的时候，却有可能起到定海神针的作用。

要说萧宸秉承萧老的经济思想衣钵，这话倒也不算过分。萧宸是愿意大力扶持私营企业的，因为萧老虽然被外媒称之为保守派，但却在很早就提出过一个指导思想：“在工商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是补充；在生产计划方面，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进行的自由生产是补充；在流通领域，国家市场是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主体，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是补充。”

换一句简单的话来表述，也就是说：不论‘计划’还是‘市场’，都只是搞活经济的手段，必须把二者结合起来才能取得最好的效果。计划，让国民经济不至于走入歧途；市场，让计划不至于僵硬死板。

对于这个问题，萧宸还在读大学的时候，就曾经向爷爷请教过。

作为大学时代报持“怀疑一切”心态的萧宸，他的问题其实有些尖锐：“为什么市场在国外都是自由的，而在我国就必须和计划结合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