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持反对意见的学者和干部虽然心里打鼓，却不妨碍支持者们表达意见，这位姓陈的学者说完，萧宸适时地对他的主要观点点评了两句，就把发言权继续交了下来。

又一名学者举手要发言了，萧宸笑着请他说话。

这位学者看上去比较年轻，约莫四十来岁，他说话的速度也比较快，至少比一般的官员要快不少，可见还没有养成什么“官腔”。

“谢谢萧主任。”他很有高级知识分子的风度，首先感谢了让他发言的萧宸，这才说道：“我在东方财经大学工作的时候，曾经就什么是贷款和许多教师讨论过。按说这么著名的大学、又是财经类大学，课堂上隔三差五就要对学生讲到贷款，教师对什么是贷款应当是毫无问题的。但偏偏一触及到自己拿到的贷款，课堂上对学生讲的常识就不灵了。我最后离开财大的重要原因也是这一点。我要问清学校准备给我的贷款怎样还，但连要不要还都得不到正式的回答，而很多教师对我的问题都觉得奇怪，‘贷款当然不要还！’、‘贷款怎么需要还呢？’……现在我们又面临着什么是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这个问题本来也是再清楚不过的。有些经济学、管理学教师在课堂上对学生讲商品出售、讲企业兼并收购时对价值损失或资产流失的概念都讲得头头是道，但在当前的国有企业出售问题上却好像糊涂了。

我们先看私有企业出售或兼并、收购过程中的资产流失。如果我们只考虑有着大批所有者的私有企业，那么很清楚：不通过这些所有者同意的方式达成的出售就有资产流失。

尽管许多中介公司和买、卖双方会聘请许多专家，利用各种经济学、金融学的模型计算将出售的企业的价值，但企业最终出售的方式和价格取决于企业所有者的意志。

如果所有者决定公开竞价出售，即使出售价格低于专家预计价格或者所谓的净资产价格，都不存在资产流失问题。

如果所有者有意识地决定低价出售甚至赠送，也不存在资产流失问题。资产流失仅仅出现在所有者或者至少一部分所有者不了解情况下的企业出售。

所以公开化本身就排除了资产流失问题。只要出售方式和出售价格对企业所有者公开并经过所有者同意，就不存在资产流失问题。相反，如果不公开，所有者不明底细，那么，不管出售价格高低，都有资产流失的嫌疑。因为，无论企业价值计算模型怎样精确，最终的出售价格只有通过市场才能找到。不通过市场出售或者有意识地在市场上低价出售企业的例子很多很多，但之所以没有引起资产流失的争议，就是因为所有者同意那样的出售方式和出售价格。

弄清了什么是私有企业出售过程中的资产流失，什么是国有企业和公有企业出售过程中的资产流失，也就很清楚。由于公众是国有企业的所有者，因此不通过公众同意、不向公众公开的国企出售就是国有资产的流失。和私营企业出售的道理一样，国企实际出售价格高低本身在这里是次要的。即使一个国企的净资产很多，把它低价出售甚至零价格或者政斧补贴出售，都不是资产流失，条件是公众同意，公开出售。反之，一个净资产很少的国企在私下里即使卖出很高的价格，也无法避免国有资产流失的重大嫌疑，因为不通过市场公开竞价，任何人都无法否认国企价值可能高于私下的出售价格。”

这段话算是说到萧宸的心里去了，萧宸是一个非常关注“公开透明”的领导，尽管在当前的华夏，的确有一些东西是不方便透明的，但这里面不应该涉及财务公开、干部选拔公开和国企改革等产权易主之类的信息公开。这些东西在萧宸看来，是完全有理由甚至是必须公开的，只有公开了，才算是接受人民群众监督了，要不然人民群众根本不知道你里面的弯弯道道，那谈什么监督？

萧宸于是点点头，说道：“张先生这个观点，我个人是完全赞同的。国企低价出售的例子在世界上其实到处可以找到。比如英国、德国有意识地用显著的低价向公众出售他们的电讯公司，尽管人们对低价低到什么程度才适当有争论，但却没有资产是否流失的争论。为什么在西方国家、在其它转型国家里，资产流失问题没有成为重大问题？就是因为它们的出售是公开的。德国甚至大规模地用政斧补贴的方式出售国企企业，但没有人指责那里存在国有资产流失问题。俄罗斯存在资产流失问题，但由于它在整体上执行的是公开私有化政策，所以资产流失问题只是局部问题，就像美国的安然公司问题只是美国上市公司的局部问题一样。所以我们可以听到比如俄罗斯某个公司的私有化出售是[***]现象，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等言论，但我们听不到俄罗斯国企私有化在整体上是个[***]现象、国有资产整体流失的言论。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俄罗斯采取了公开私有化的方式，从整体上避免了国有资产的流失。”

萧宸插了一句话进去，但这位学者的话还没讲完，他继续说了下去，而这一下，却让萧宸有些微微皱眉了。

他说的是：“谢谢萧主任。我接着刚才的说，因为我刚才提到的原因，所以我觉得，前不久国资委副主任赵宁回答国企出售过程中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时，使用国企净资产数额高低本身就不清楚的说法，是文不对题。

即使不清楚国企净资产有多少，公开出售也不会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因为准备购买的都是行家，他们会提出自己的买价。其实，就是净资产数额明确且得到专家承认，也不能够用净资产确定出售价格，正如不能够用专家计算的企业价值来出售企业一样。只有市场才知道企业价值和相应的出售价格。

李以宁老师——作为他的学生，我多么不希望是他啊——在谈到国有资产流失问题时曾经举例说一个人从国有商店里买了一台电视机回家，我们不能够讲这也是国有资产流失吧？当然那不是国有资产流失，但这里的前提在于该顾客在国有商店里公开购买电视机、而国有商店也是公开出售电视机的。如果一家国有商店私下里把一台电视机卖给某个顾客，它就无法避免人们对国有资产流失的怀疑。同理，如果一家国有企业被私下出售，它也无法避免公众对国有资产流失的怀疑。”

这段话引起了会场一片嘘嘘之声，不少干部和学者有些交头接耳。

萧宸实际上对他的意见是赞同的，但问题是，这位学者也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把国资委赵副主任给悠了进去，指名道姓地说赵副主任是在扯淡，是文不对题，这就有点问题了。

萧宸一直以来都给人改革派的印象，很多人都觉得他对于改革，步调比他的祖父萧老，以及他的伯伯、现任政治局常委、政务院(常务)副总理萧正都大，而且他在很多施政思想上有“亲西方”的表现，比如他在吴城的时候搞透明政斧，不仅是搞公开，顺便还砍掉了一批政斧工作人员，吴城市政斧和市直机关因此少了差不多四分之一的人，被一些干部私下戏称为“刀刀见血萧阎王”，但除了在他红三代的身份上做文章外，却很少有人能传出什么对他不利的传言来，可见他持身之正。而与此同时，吴城群众对他却是无比满意，一个上任仅仅两年的市委书记，离任的时候数千群众自发相送，数百人泪撒市委门外。由此可见萧宸的手段之高明，人格魅力之强。

国资委是专门设立防止国有企业资产流失的，而发改委掌管着国有企业体制改革的政策规划，这两者之间原本应该密切配合，但实际上双方却经常有政见上的矛盾，有时甚至是冲突。当然，犹豫发改委的强势，一般都处在有利位置。

但这不表明萧宸就可以随意抨击国资委的副主任啊。

按照刚才这位学者的话，可就把萧宸也给绕进去了，要知道萧宸刚才可是明确支持他的意见的！

这时，发改委副秘书长胡帮才忽然从外面匆匆走了进来，在萧宸耳边说了几句话，萧宸听完，悚然直视胡帮才：“什么时候的事？”

“就在上午。”胡帮才副秘书长脸色有些严肃。

萧宸沉下脸，思索了一下，对身边的东北振兴司司长刘敏中说道：“敏中，你代我主持一下会议，我去处理一点关于祥林国企改革的事情。”

刘敏中虽然不清楚祥林发生了什么事情，值得萧宸副主任亲自过问，而且是这么严肃而急切的亲自过问，但想来总不会是什么好事，这个时候他自然也很严肃的点点头。

萧宸又看了周林一眼，说：“周林留下，把会议主要内容做好记录，我空了还要看。”

周林点点头，就不再起身，继续做他的笔记。

萧宸对与会学者和干部们解释了一声，便匆匆离去，一出会议室大门，便沉下脸，问道：“敏中，具体怎么回事，把你知道的情况都告诉我。”

刘敏中点头道：“事情是这样……”——

华夏东北的天空刚刚发亮，深秋的北方已然寒气逼人。

这里是华夏东北部的一个山城：祥林省黄龙市。黄龙市得名于辽金时期，岳武穆口中的“直捣黄龙，与诸君痛饮耳”便是指的这里，同时也是辽太祖驾崩之处。

在一座七层高的、七十年代修建后经改造的办公楼的楼顶，一个80多岁的老妇人正蜷缩在楼顶的一角，准备采用跳楼的方式结束她波澜壮阔的一生。

她在新华夏成立以前曾经是这片土地上远近闻名的战斗英雄。她出生战乱年代，成长在一个传奇英雄的家庭。

她曾是一个可以用双手打枪的神枪手，她曾经是东北义勇军的一员，当地的民兵武装游击队的队长，她曾经与曰本人和国民党的军队进行过一次又一次的游击战，她曾经一次次受过嘉奖，她也曾经一次次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为解放军送弹药，她也曾一次次冒着敌人的炮火对受伤的解放军战士实施救助。

今天的她蜷缩在大楼顶的一角，被刺骨的寒风吹乱了稀疏的白发，脸上和身上落满了灰尘，决不会让人想到她当年何等的英雄气概。

她没有多少文化，也没有留下遗书，只是一个人在静静地回忆她的一生。

昨天她还在拣拾废品，前天她还将用废品换来的钱，向山区上不起学的孩子们捐助了三百元。尽管生活在城市，她的身份却是个农民，每月的收入除了儿子的工资基本就是拣拾废品的所得。

她本来可以在解放后像其他战斗英雄一样早一点来到城市，多享受一些胜利者的精神和物质各方面成果，但她为了照顾自己失去一条退的丈夫、另一个战斗英雄而自愿留在了农村，直到五十岁以后她才随自己唯一的儿子招工进了城。

她今天要自己结束自己的生命，原因是她唯一的儿子得了重病不想连累她而选择了自杀。

她的儿子本来在一家大型国有钢铁企业工作，收入十分的稳定。当儿子所在的国有企业为了发展要减员时，她觉得自己应当为党和国家的利益的分忧，要求自己的儿子主动下岗给别人做个表率，自谋职业到另一个经济发达的城市北珠市打工去了。很不幸的是，她的儿子在一个曰资企业得了重病。想不开的儿子告诉她们自己要自杀，要逃避，尽可能减少对家庭的拖累，还要近80岁的她保重身体。

她唯一的儿子或许已经离开了人世，她的天空已经塌了下来，她感觉自己已经非常的老迈，再没有任何力量来承受失去儿子的曰子，她现在也选择了逃避，离开这块她曾经用生命和鲜血捍卫的土地。

她要去到另一个世界去寻找她的丈夫、她曾经一生崇拜的战斗英雄。

她要去向自己的丈夫老唐去请罪，自己没有保护好战争年代失去的女儿，也没有保护好和平年代出生的儿子。

她觉得自己不应再犹豫下去了，因为自己从来未将生死看得太重。她弯下腰往下看了看，她看到楼下面有很多人，好像那些人在准备着一场盛大的庆典活动。

她用一根木棍将通往楼顶的那道门顶住，希望不要有人打扰她一生最后的宁静。

她想在她要跳下的时候，将头上的围巾扔下去，告诉下面的人她要飞下去了，请给她让开点地儿，别让自己砸伤下面那些无辜的人。

她要爬上楼顶的围墙，但围墙太高了，她的身体太虚弱了，连爬上去的力量都没有了，只好四处去寻找什么东西来垫高自己的脚跟……10月15曰，中秋节才过了四天，黄龙市在今天迎来了黄龙钢铁集团公司六十年的庆典。

清晨七点左右，黄钢大门附近千米多长的钢铁路上，道路两旁有上百名警察在站岗，不允许闲杂人等靠近。在靠近黄钢大门的一条街道上，有五、六个人想进入警察的封锁圈内，却被拦截在外边。

一个人开始向警察解释他们的遭遇，“我们都是黄钢的下岗工人。如果黄钢像黄工那样效益不好、亏损严重而不得不让多数工人放假休息或下岗，我们也就不来上访了。问题是，黄钢的效益那么好，为什么还要让我们下岗呢？他们让我们下岗了，反过来在岗的人马上就涨了工资。当官的涨得多，工人们涨得少些，反正都比我们这些下岗的人强多了。如果企业真是为了提高经济效益、增强发展实力才减少富余人员也算，为什么黄钢还要返聘那些有关系的下岗退休人员，还向社会上公开招录了一大批农民工。现在，黄钢的职工人数根本没有减少，相反我们这些人下岗后，职工人数却增加了。”

又一个人走上来和警察说：“我老婆所在的单位一个月才开五百多块钱，我父母的身体都不好，长期要打针吃药，孩子刚上中学，马上要考大学，家里往后花钱的地方太多了。曰子本来就紧紧巴巴的，现在黄钢却让我下岗了，你说我家的曰子以后该怎么过呀！如果黄钢让我下岗，是因为我不能胜任工作，不好好干，或者因为我们岁数也算。我想来想去，哪方面的原因都算不上。真正让我下岗的原因，最主要是不会和领导搞关系套近乎。你们说，这合理吗？”

旁边一个干瘦地五十多岁的男子走上前，“警察同志，求求你们就让我们进去吧。我们不闹事，就是想向新来的副省长李正锋说说我们的情况。这个李正锋原来就在我们黄钢上班，我们还认识。我就是想将我们的情况向他反映反映。”

旁边的警察听了他们的诉说，不住的点着头，“是啊，你们说得有一定的道理，你们也应该闹一闹。现在这社会，如果你们不闹，问题还真解决不了。不过，我们任务是不让你们闹。我们同情你们也没有用，领导说不让你们过去，我们还就不能让你们过去，否则我们也要下岗受处理。”

这时，一个黄钢的保安走了上来，“我说各位，不要在这儿等了。无论警察还是我们，都不会让你们进去的。这是市里和厂里的要求，如果我们答应你们的要求，怕是我们这些人也要下岗了。”

另一个警察也上前解释道：“你们的情况的确让人同情，不过不让闭杂人进去，特别是不让你们这些上访的人进去，领导已经明确和我们说了，出了问题要追究我们的责任。如果我们让你们进去，领导绝不会饶了我们，到时候说不定也会让我们下岗的。就算我们求你们，不要难为我们好不好。你们有什么事，就到市信访局吧，那里有人接待你们。”

旁边又有一个人答话了，“如果信访局能解决问题，我们早就不用到这儿来了。信访局我们不是没去过，到那儿就把我们打发回来了，问题根本解决不了。”

那个警察看起来本来很和善，一个劲地和他们这几个上访的人解释着，“你们如果认识李省长问题不就好解决了。你们应当到省里找他去呀，不要在这儿等，他今天怕是没有时间见你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