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场的商人们大多也是见过大场面的，若不是等待的消息过于重要了，原本也不会如此不堪，现在平静下来了，自是一个个又恢复到原来精明的样子，对吕某人的建议自然不会否决。于是，一行人重新回到室内，撤下残茶，换上新茶，合上房门，这才开始进入正题。

“户部，不，大将军幕府盐铁部的《盐税征计条例》已经颁下来了。”吕姓商人一开口便是在场人最关心的问题。“今后盐税只从盐场这面征收，出一石，计征铜钱三十文。”

虽然在场的人都一脸的平静，但眉目间的喜色却是怎么也遮掩不住的。

要知道虽然从万历四十五年开始便有所谓的“纲盐法”，据此朝廷已经退出了食盐的直接生产、流通过程，但对依旧对食盐生产和流通保持垄断权。“纲盐法”最核心的内容便是“盐引”，一引盐正常是包括包装用具在内的三百斤，这三百斤的盐价值几何呢？银六钱四厘，另外还要加上税银三两，公使（运输）银三两，合计六两六钱四厘。这还是基价，等卖到老百姓手里，这盐已经高得没边了，销售方不得不掺入各种杂质以降低价格。

此外，但凡没有盐引或超出盐引额的食盐便当成私盐，一经查出，将会遭到查没。

这么一来就使得官盐的销售不得不出现价高质次的问题，原本想方设法遏止的私盐也因为暴利而无法遏止，进而侵占了官盐销售方的合法收益。

如今郑克臧搞所谓的驰禁盐政，商人得以直接跟灶户合营（即发卖盐场），灶户只管放量生产，商人直接销售，所得利益按股本分配，朝廷只制定一个事实上不可能出现的最高限价及在食盐生产后收取极低的税收，不再干预生产、销售环节，这就等于为两个环节同时松绑，且事实上堵住了私盐的渠道，这又如何不使得在场的商人们摩拳擦掌呢。

当然，私盐合法之后，盐价必然大跌是趋势了，不过这部分收益本来不在盐商的计划内，如今却可以堂而皇之的收入囊中，用来弥补原来的损失却正好不过了。

“另外，盐铁部还搞出了一本小册子，上面有江北盐场、淞崇盐场以及浙东沿海盐场历年的产盐量，作价五十贯，我也自说自话的买下来了。”有人还在思索利弊得失的时候，吕姓商人继续说到。“这本册子对两淮盐商来说算不得什么，内中数字也不一定准确，但我以为，对我们这些门外汉来说还是很值当的。”

这句话所有人都点头认可，毕竟有了这些数字，他们便可以商议着如何标价，更何况比起竞卖盐场的巨大开销，这五十贯的花费连九牛一毛都算不上，自然不会有人提出异议。

“吕朝奉。”这时有个商人站出来提问道。“当初纳粟的时候，不是说竞买不成，也可以自己开办盐场吗？盐铁部对此有何章程？”

“这个我也问了，盐铁部的几位大人说，自开盐场的地段这次也一并发卖。”吕某人知道有些人是不准备竞价而是直接打着自开盐场的主意，因此劝诫道。“地价银、开办费的确要比现有盐场要低了不少。可是价钱低归低，可一分价钱一分货，地段绝不会好到哪去，这二来嘛，还要整治盐田，另外没有老手也是大问题。”

室内开始出现一些交头接耳的声音，吕姓商人于是端起茶碗喝了一口，等待声浪稍息了，才重又开口：“这次咱们江西商人共有六个直接竞价、二个合股竞价的机会，但每个竞价机会只能投一个盐场，所以必须议定清楚了，毕竟咱们比不过江南、江北、浙北的地头蛇，要是错失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将来必定有人会后悔的。”

这话没错，郑军在战场上的表现，让所有人相信，即便郑克臧不能将满清从中华大地上悉数清除，但至少一个南北朝是逃不掉的，既然如此，那还有什么可以犹豫的呢，在场的不是有实力就是有野心的，自然是不可能放过这个机会的……

武定四年十月初一，江北等地盐场的发卖竞价会终于在应天府城内召开。盐铁部包下城中一座大型酒楼作为竞价场所，江淮、江南、浙江、江西等地共计一百九十七名士绅、巨商或亲自到场或派来代表参加，场面极其热烈。

未时初刻，竞卖会开始。说是竞卖盐场，不如说是竞卖北起射阳河南岸，南至通州、崇明间沿海滩涂地带、沙洲的所有权以及宁台温和松江部分沿海地区类似的滩涂地带的所有权，其中不是所有地区都合适产盐，特别是宁台温地区地形复杂，历史上产盐地就甚为分割、凌乱，远不如一马平川的江北、松南地区，因此价格上区别甚多。

此外，根据郑克臧的要求，竞价银其实由两个部分组成，其一是给官府的开办费，其二是给灶户盐丁的赎买银。其中竞买者支付赎买银后，灶户盐丁在盐区草场内的住所、私垦的田土都将归竞买者所有，至于今后是否愿意继续接受雇佣、竞买者以何种价格雇佣，则将由竞买成功者与其自行商议。

酉时末，整整两个时辰的竞卖结束，全部现有盐场和除现有渔港、渔村外的沿海各县的海岸线全数成功发卖，拢总筹集现银一百二十三万三千四百一十六贯又四百二十七文，其中大约三十九万贯的收入将用来支付给灶户盐丁，而其余的将是郑藩的净收益。

此事传到北京后引起轩然大波，清廷也一度考虑效仿以敛财，但却最终因为来自海上的威胁而被迫取消。康熙因为自己多年禁海迁民的最终结果却是让郑藩获得了巨额收益而闷闷不乐，甚至因此生了一场小病。

第342章 朝鲜之战（一）

养心殿内，一脸病容的康熙正倚在炕边翻看着炕几上的奏章。这些奏章里有户部关于秋解征收入库情况的报告、有云贵总督上报的云贵战事的情况，也有理藩院关于准格尔方面催讨剩余岁币的请示。虽然清廷控制区内不像明郑治下出现了大规模的台风、干旱、水灾，但连年的征战以及向准格尔支付贡物、岁币等浩大的支出，同样让无钱无粮的前线清军无法利用明郑方面出现的问题卷土重来。

更让康熙担心的是大规模捐纳的后遗症已经出现，各地督抚都有上报捐官大肆收刮的恶行以及因为官逼民反而零星出现民变。好在，问题最突出的云贵两省的反清起义已经相继被回师的清军平定。不过，滇黔两省尤其是贵州已经变成了白地，即便郑军未再进攻，省内清军也不得不退往川黔和滇黔边境，以便得到两省就近补给。

“看起来是要肃贪了。”康熙小声嘀咕着，在几本类似的诏书上用红笔写了自己的认知，抬手交给侍立的首领太监李德全。“发给内阁，着三法司派干员至各省查访，但凡查实，不拘满汉，有一个严惩一个。”

李德全接过这些折子，转身出门将其交给守在外面的御前侍卫，此时康熙又拿起一份奏章来。这一份是平东大将军、嗣康亲王椿泰从平壤所上，说的是，康熙在木兰围场中征调的东蒙骑兵已经悉数到位了。这样一来，清廷在朝鲜就有包括鄂罗斯参领在内的禁旅八旗六个参领十七个佐领四千，包括十一个鄂伦春、锡伯、鄂温克佐领在内的吉林、辽东八旗七千，调防汉军旗以及蒙古八旗四千五百人，东蒙骑兵三千三百人，总兵力几达一万九千人，虽然较清军回撤前的兵力有所不如，但依旧可以称得上是一支灭国毁邦的大军。

“据查海逆在朝有五千之众且有水师海舟助战。”康熙想了想在奏章上批示道。“领兵王臣当慎重前线，亦步亦趋，不可鲁莽灭裂、操切行事。”也是觉得这么写会让椿泰束手束脚，于是康熙又批示道。“所言进军方略甚好，然军情瞬息万变，不必事事奏明，以免怠误军机，有违朕之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