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以夷狄之教斥佛，是拘于名而忽于实，因为真理不受地域局限，“果不信道而斥焉以夷，则将友恶来、盗跖，而贱季札、由余乎?非所谓去求实者矣。”韩愈斥佛“髡而缁，无夫妇父子，不为耕农蚕桑而治乎人”这是“忿其外遗其中，是知石而不知韫玉也”，柳宗元其实也不赞成出家脱离生产，但认为这是枝节问题，而关键在于佛法包含真理。而且在世人争名于朝、争利于市的污浊气氛中，有信仰的僧人“不爱官，不争能，乐山水而嗜闲安者为多。吾病世之逐逐然唯印组为务以相轧也。则舍是其焉从？”

柳宗元在官场上遇到的多是倾轧、钻营、狡诈的官僚政客，使他伤心痛苦；而他却在出家学僧那里找到了知音，感到他们高雅清越，没有俗气，可以成为远离名利的性情之交。他赞赏浩初（龙安海禅师弟子）“闲其性，安其情，读其书，通《易》、《论语》，唯山水之乐，有文而文之；又父子咸为其道，以养而居，泊焉而无求，则其贤于为庄、墨、申、韩之言，而逐逐然唯印组为务以相轧者，亦其远矣。”可知柳宗元乐与僧人游，一取其读书能文，二取其淡泊名利。《送文畅上人登五台遂游河朔序》中有“真乘法印与儒典并用”之语，又赞成文畅上人“统合儒释，宣涤疑滞”之举。

然而让李曜觉得遗憾的是，儒佛如何并用、如何统合，佛法与《易》、《论语》又是怎样相通，柳宗元语焉不详，未能形成专论予以系统说明。他的观点散见于论、序、记、碑之中，这月余时间里，因为往来学者极多，对韩愈与柳宗元的经历、文章也谈及甚多，李曜对柳宗元的认识也比过去在书本中读到的更多。

他因此试着将柳宗元未曾形成系统的观点概括起来，认为其佛儒会通的具体含义有以下几点：

其一，佛教讲孝敬，与儒家相合。《送元皓师序》说：“余观世之为释者，或不知其道，则去孝以为达，遗情以贵虚。”而元皓师则不然，他求仁者帮助归葬其先人，“勤而为逸，远而为近，斯盖释之知道者与？”又说：“释之书有《大报恩》十篇，咸言由孝而极其业。世之荡诞慢訑者，虽为其道而好违其书，于元皓师，吾见其不违且与儒合也。”《送浚上人归淮南觐省序》亦云：“金仙氏之道（即佛教），盖本于孝敬，而后积以众德，归于空无。”

孝道是儒家伦理之首，也是全社会道德行为评价的第一位标准，自汉魏以降执政者无不标榜“以孝治天下”。

佛教东渐与传统文化发生冲突的关键性问题是“众生平等”的观念与孝亲敬长的观念的矛盾。佛教提倡离家弃亲，出家修道，儒学强调敬养父母、传宗接代，如何将这两者加以调和是佛教华化所不能回避的问题。南北朝以来，中国佛教学者提出两个辨法；一是宣传间接行孝论，二是发掘佛典中类似于孝道的内容。如刘勰作《灭惑论》说，佛家之孝在于“学道拔亲，则冥若永灭”，因而非但不是不孝，而且是大孝。孙绰《喻道论》则说：“佛有十二经，其四部专以劝孝为事。”

柳宗元认为，出家人不必斩断一切尘缘，对先辈的孝敬之道应当保留，并且在尽孝道的过程中体悟大道，即所谓“勤而为逸，远而为近”，这样的人能在入世中出世，才是真正的知“道”者。柳宗元同孙绰一样，把在佛经中本不占重要地位的报恩思想突显出来，并且说可以通过孝道得到解脱（“由孝而极其业”），这都是用中国人的思想感情和眼光来解释佛教，以期打通佛儒之间的阻隔。

其二，佛学讲生静性善，与儒学相合。《曹溪第六祖赐谥大鉴禅师碑》认为人类在斗夺贼杀中丧失了自己的本质，“悖乖淫流，莫克返于初”，“而吾浮图说后出，推离还源，合所谓生而静者。”佛教叫人还其本来面目，也就是复性。《乐记》云：“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

柳宗元认为佛家的复性即是回到人生而静的初态，而人的天性是善的，故赞誉大鉴“其教人，始以性善，终以性善，不假耘锄，本其静。”事实上印度佛教在“人性论”上持善恶混的观点，故瑜伽行派有三自性（遍计所执自性、依他起自性、圆成实自性）之说。但中国禅宗受了儒家“人性论”的主流——孟子性善说的影响，提出人性本自清净、见性即可成佛的主张，影响极大，柳宗元就是就是依据禅宗的观点来调和佛儒两家“人性论”的。

依柳宗元的见解，孔子之后，儒学被诸子掺杂，失去本性之旨，幸有佛教才把儒学的精萃发扬出来，显出本来面目，这样佛教不但不是异端，而且是儒学的功臣。这一思想为宋明儒者所发挥。明代焦竑就认为佛教诸经皆发明尽性至命之理，“释之所疏，孔孟之精也；汉宋诸儒之所疏，其糟粕也”，“释氏之典一通，孔子之言立悟。”

其三，佛法博大能容，与《易传》精神相合。《送玄举归幽泉寺序》云：“佛之道，大而多容，凡有志乎物外而耻制于世者，则思入焉。”《南岳弥陀和尚碑》谓佛法“离而为合蔽而通，始末或异今焉同。虚无混冥道乃融，圣神无迹示教功。”这样一种广大无边、圆融无碍的佛法与《周易》的“神无方而易无礼、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的精神是一致的。

柳宗元所说的佛法与《易》相合，李曜认为是指两者皆具有极大的超越性和普遍性而言的。柳宗元在《天对》和《非国语》中以元气解说宇宙本初，以阴阳的交感解说宇宙的运动和寒暑的变化，说明他对于《易传》的太极生两仪和阴阳相推之道已有较深的理解，所以用易道来比拟佛法。

其四，佛教同其他诸子百家皆可以其有益的内容为治国服务，因而与儒学的治国之道相合。柳宗元认为治道多途，应求其同而存其异。《送元十八山人南游序》说：“太史公尝言‘世之学孔氏者，则黜老子，学老子者，则黜孔氏，道不同不相为谋。余观老子，亦孔子之异流也，不得以相抗，又况杨、墨、申、商，刑名纵横之说，其迭相訾毁、抵捂而不合者，可胜言耶？然皆有以佐世。’太史公没，其后有释氏，固学者之所怪骇舛逆其尤者也。”

言下之意，佛教亦不得视为异端，而“有以佐世”，所以柳宗元称赞元生“悉取向之所以异者，通而同之，搜择融液，与道大适，咸伸其所长，而黜其奇寰，要之与孔子同道，皆有以会其趣。”佛儒用以佐世的主要功能在劝善化俗。

柳宗元在任柳州刺史时，曾自觉利用佛教改善当地民风，据《柳州复大云寺记》：“越人信祥而易杀，傲化而勉仁，董之礼则顽，束之刑则逃，唯浮图事神而语大，可因而入焉，有以佐教化。”果然“人始复去鬼息杀，而务趣于仁爱。”

其五，僧人从道而不随俗，有高雅的精神境界，与儒家重仁义轻富贵的思想相合。佛教导人做“自了汉”，收拾精神自我作主，而不受外物牵累，如柳宗元所说：“凡有志乎物外而耻制于世者，则思入焉。”所以真正虔诚的教徒，尤其是有文化的学僧，能够斩断功名利禄的俗念而醉心于佛法的追求，如元十八“不以其道求合于世，常有意乎古之‘守雌’者。”如文郁“力不任奔竞，志不任烦拿，苟以其所好，行而求之而已尔。”儒家也有“从道不从君”和安贫乐道的传统，孔子说过“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孟子说过“穷不失义，达不离道”，都是教人建立起精神上的“大我”，不做权力的工具和外物的奴隶。在从道求真、蔑视名利这一点上儒佛是相通的。这是好儒的柳宗元同时又好佛的重要原因。

柳宗元被贬后处境艰难，心情郁闷，遂陶醉于佛法之中以求排解，精神上得到很大的提升，有诗为证。《晨诣超师院读禅经》云：“汲井漱寒齿，清心拂尘服。闲持贝叶书，步出东斋读。真源了无取，妄迹世所逐。遗言冀可冥，缮性何由熟？道人庭宇静，苔色连深竹。日出雾露余，青松如膏沐。澹然离言说，悟悦心自足。”多么清新洁净的光景，多么怡然自得的心境，柳宗元此时此刻确乎已离尘绝俗了。

然而李曜知道，柳宗元毕竟没有大彻大悟，他还念念不忘他的“内圣外王”、道德事业，他的骨子里还是儒家思想占主导。他处在穷则独善其身的境地，却仍在想着续先人之嗣承，留文章于后世，有朝一日昭雪平反再做事情。《寄许京兆孟客书》说：“贤者不得志于今，必取贵于后，古之着书者皆是也。”《与裴埙书》说：“然若仆者，承大庆之后，必有殊泽，流言飞文之罪，或者其可以已乎？”《与顾十郎书》说：“在朝不能有奇节宏议，以立于当世，卒就废逐，居穷厄，又不能着书，断往古，明圣法，以致无穷之名。进退无以异于众人，不克显明门下得士之大。”但他仍“抱德厚，蓄愤悱，将以有为”，盼望那“万万有一”的机会“复得处人间”。

他期望社会“生人之性得以安，圣人之道得以光。”因此不忘民众的疾苦忧患，以笔代歌，抒发内心的悲愤和志向。他亲佛的目的是想摆脱逆境带来的烦恼，求得精神上的安宁，但他又是关切世事、极重名誉的士君子，无法真正冷眼世情，超然自得，入世与出世的矛盾在他身上非但有统一，还形成尖锐的对立，不能自我化解，带给他极大的精神痛苦，使他整个晚年都是在忧戚悲愤中度过的。

他写的散文书信诗歌，间或有飘逸的辞句，但大部分充满感伤沉抑之情。《送元皓南游诗》中说，自贬后“深入智地，静通还源，客尘观尽，妙气来宅”，然而“内视胸中，犹煎炼然”。又有一首《独觉诗》云：“觉来窗牖空，寥落雨声晓。良游怨迟暮，末事警纷扰。为问经世心，古人谁尽了？”两诗真实地表述了他内心矛盾激荡的状态，这使他的身心健康受到极大损害，他终于没有修成一位看破红尘的真正的佛教徒。

目前在朝廷中枢最有权势的陇西郡王亲自相邀并参与讨论，使得这场韩愈、柳宗元的“学术研讨大会”盛况空前，排佛、崇佛两派思想急剧冲突，李曜在长安的宅邸每日高朋满座，宴会甚至彻夜不绝。名师大儒们在此处不为吟诗喝酒，而为心中的圣道激烈辩论。他们不复往日羽扇纶巾的翩然风采，时常争论得脸红脖子粗，甚至有人因为长时间争论而晕阙，但醒来之后又立刻赶回陇西郡王府，继续参与辩论。

李曜本人并不时常加入争论，但他在应酬学上造诣甚深，偶尔一句话，就能将众人从某个僵持的论点中轻轻带出，转入另一个话题。他的风姿卓绝，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也得到了几乎所有名士大儒们的认可。

李克用在太原得知他在长安的举动，心中颇为费解，因担忧河北局势，只得再次致函李曜，虽未明言让李曜迅速归镇河中准备迎接朱温的进攻，却也将河东的困难局面一再强调。

但李曜在收到信件之后，仍未归镇河中，反而回复李克用，说李嗣昭、李嗣源与李存审三人到任之后，须得立刻征募新军并迅速训练，以避免李茂贞反扑或者其他敌对势力的觊觎，而为了支持他们三镇的行动，自己必须坐镇长安，为其提供军事上的震慑和财力物力上的支援，因此现在还无法迅速回镇河中。

不过为了让李克用安心，李曜也不能什么事都不做。他首先在河中、关中、同华征募新兵两军，共计一万四千人，号为“镇远左军”、“镇远右军”，驻扎长安附近练兵，而将开山左、右军派归河中，以防备朱温。同时献钱五十万贯，连同紧急调拨的大批物资一起运抵太原。李克用得了钱物，压力减轻不小，同时李曜的理由也的确说得过去，因此也就不再催促，只是在族中再次征调了一批青壮加入军队，准备迎接朱温的下一轮攻势。

第211章 掌控四镇(二十)

首先感谢et0824朋友的月票。另外说一句，这俩章对于唐朝儒、佛两家的思想争议着墨较多，如果读者细看，会对本书后面即将出现的新儒学有更多的了解，而新儒学的理论，则是李曜今后改革的指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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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西郡王府中偏院，宾客云集，正在舌战。一名五旬开外的清癯文士正侃侃而谈：“说到柳河东[注：指柳宗元，其为河东人。]敬佛，其实刘宾客[注：指刘禹锡，其最后所任官职为太子宾客。]又何尝不是如此？刘公与柳公在理政、学问之上恍如同门，且命运相连，对于佛门之态度也非常一致。刘公倾心于佛门的‘出世间法’，自谓‘事佛而佞’。多言儒佛两家各有千秋，可以互补递用……”

一人插话道：“裴尚书此言，某倒是未曾留意，敢问出自何处啊？”

裴尚书乃是裴贽，前段时间李曜运用其在长安的影响力——或者说震慑力——调整诸多官员职务，裴贽因与河中走得颇近，而且本人确有才学，便由御史中丞擢升为刑部尚书。

裴贽转头一看，说话者乃是中书侍郎兼吏部尚书、同平章事崔远。

崔远与崔胤虽偶有不和，但毕竟同荣共辱，与裴贽等亲河东之家关系日渐紧张，因此裴贽也就回答得不怎么客气：“崔相公调理天下，想是未曾读到《袁州萍乡县杨歧山故广禅师碑》，其中便说‘素王（孔子）立中枢之教，懋建大中；慈氏（释迦牟尼）起西方之教，习登正觉’，此二者‘轮辕异象，致远也同功’；不过‘儒以中道御群生，罕言性命，故世衰而寖息；佛以大悲救诸苦，广启因业，故劫浊而益尊。’此指儒以臻治世，佛用导乱世；更何况佛门有其特殊且不可代替之功用，即‘革盗心于冥昧之间，泯爱缘于死生之际，阴助教化，总持人天。所谓生成之外，特有陶治，刑政不及，曲为调揉，其方可言，其旨不可得而言也。’某以为刘公能看到佛教有阴助教化之功用，比之韩昌黎[注：指韩愈，祖籍河北昌黎。]之见识，又高出一筹。”

李曜恰好自此处经过，闻听此说，颇觉有理，便又听了一会儿，才发现他们已经将“战火”从韩愈、柳宗元烧到了刘禹锡、李翱等人。

后世对韩柳与佛教的关系，也曾有学者作出一些综合性考察和评论，同时联系李翱的《复性书》来分析韩柳李三人在中国儒佛关系史上的不同作用。

李曜对于从韩柳为基点，有限延伸其同时代的其他大家，还是能够欣然接受的，毕竟“真理越辩越明”这个说法，也算是李曜某种程度上的一个指导思想。

现在的长安，文人雅士们早已被他一手导演的“说韩柳”绑上了战车，但凡是读过书的人，三句不谈韩柳，那是万万丢不起这个人的。李曜对目前这个状态颇为满意。

其实韩柳二位都是大家巨匠，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可以说在伯仲之间。在儒学发展史上，韩愈提倡复兴儒学，其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实际上柳宗元的作用亦不可低估。韩愈提出儒家道统说，阐扬《大学》“修齐治平”的思想，恰恰符合了贵族集团调整三教关系、突出儒家正宗地位的文化战略需要，虽一开始时不为人所理解，但不又就引起一些政治家、思想家的重视。

譬如历史上宋代的苏轼作《潮州韩文公庙碑》，颂扬韩愈“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说他“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评价之高，使人震惊。之所以苏轼会给予韩愈如此高的评价，就是由于韩愈在儒学长期衰微之后能首次举起复兴儒学的大旗，把儒家学者的历史任务鲜明地提出来，从而成为儒学再一次复兴的先导。而北宋理学家石介也认为“孔子之《易》、《春秋》，自圣人以来未有也；吏部（指韩愈）《原道》、《原性》、《原毁》、《行难》、《禹问》、《佛骨表》、《诤臣论》，自诸子以来未有也。”而程颢、程颐也都很欣赏韩愈崇孟子、辟异端的作法，说：“如《原道》之言，虽不能无病，然自孟子以来，能知此者（指推尊孟轲），独愈而已。”

从后来思想文化发展过程看，宋明理学正是承接了韩愈新儒家的事业，并完成了复兴儒学的历史任务，使儒家哲学达到新的高峰，再度占据三教的首席，对此韩愈有着初倡之功。但是韩愈天生是位文学家，对于儒家理论并没有深入的研究和体会，他自已提出的一套新儒学理论浅显而粗疏，他是提出任务的能手而非完成任务的能手。所以苏轼又批评说：“韩愈之于圣人之道，盖亦知好其名矣，而未能乐其实”，又说：“其论至于理而不精，支离荡佚，往往自叛其说而不知。”此评确实道出了韩愈在理论上的弱点。

对韩愈深有研究的朱熹[无风注：其实我本人很不喜欢朱熹，尤其是觉得此人极端虚伪，但此处是要写到改进儒家思想，提到朱熹也是没有办法的。当然我还得说明，李曜的改良儒家，并非朱熹的那一套天理人欲说。]，首先肯定韩愈“所以自任者不为不重”，但又指出韩愈“平生用力深处，终不离乎文字言语之工”，在理论上缺乏深度和建树，“韩愈于道，知其用之周于万事，而未知其体之具于吾之一心，知其可行于天下，而未知其本之当先于吾之一身也。”李曜对朱熹并无好感，但得承认这个话倒是对的，韩愈没有建立起儒学新的“本体论”和“心性论”。

问题还是在于当时的中国哲学的高峰在佛教，儒家如果不认真吸收佛学“本体论”和“心性论”的思维成果，便不可能发展自己的理论，更谈不上超越佛学。韩愈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妄图通过行政手段来排斥佛老，保障儒家的正统地位，而这样的手段是不可能振兴儒家的。

李曜知道，宋、明理学家也大都贬斥佛老，这是为了维护儒学的正宗和门户，不能不制造这样的舆论，而事实上他们相当熟悉佛学、老庄和道教，能够将佛老的思维方式与修养方法运用于儒家哲学，既保持了儒学原有的优点，又兼有了佛老在理论上的长处，所以能够创建新儒学体系。韩愈则不然，他对佛学的了解很肤浅，对佛学中国化的新潮流也相当陌生，他只一昧简单化地排佛，这样做既对佛教无所损伤，又对儒学的深化无益，所以他这条路行不通。

柳宗元倡言佛儒融合，主观上说是由于他精熟儒学，兼研佛学；客观上说是受到社会上三教合流思潮的推动。士人兼修三教或二教，僧道兼习儒学，以及士大夫与僧人道士密切交往，这是从东晋南北时起便演成风气，至唐代此风更盛。正如柳宗元所指出的，“昔之桑门上首，好与贤士大夫游。晋宋以来，有道林、道安、远法师、休上人，其所与游，则谢安石、王逸少、习凿齿、谢灵运、鲍照之徒，皆时之选。”

而在柳宗元的时代，“服勤圣人之教，尊礼浮屠之事者，比比有焉。”仅柳文中提到的这样人物就很多，如：为禅宗六祖慧能上疏请封号的岭南节使马［注：此字为“惚-心+手”。］，“公始立朝，以儒重”，而宣诏谥号之日，“其时学者千有余人，莫不欣踊奋励，如师复生；则又感悼涕慕，如师始亡。”；龙安禅师在湖南威望甚重，所到之处，人皆自动为他筑寺，尚书裴胄、给事中李巽、礼部侍郎吕渭、太常少卿杨（？）、御史中丞房公，“咸尊师之道，执弟子礼”；南岳大明寺和尚惠开主律宗，“宰相齐公映、李公泌、赵公憬、尚书曹玉皋、裴公胄、狐公峘，或师或友，齐亲执经受大义为弟子。”可见学佛敬僧由士大夫阶层率先提倡力行，已经成为普遍的正常现象，柳宗元的嗜浮屠言、好与浮屠游是合乎潮流的行为，毫不足怪。

在佛教学僧中，也有不少人出儒入佛或修佛兼儒。如元十八“其为学恢博而贯统，要之与孔子同道，皆有以会其趣。”贾山人（贾景伯）“邃于经书，博取经史群子昔之为文章者，皆贯统。”僧人浩初“通《易》、《论语》”。柳宗元宗族人文郁“读孔子书，为诗歌逾百篇，其为有意乎文儒事矣。又循而之释，背笈箧，怀笔牍，挟淮溯江，独行山水间。”这种情况说明儒佛共存共信，已经是中国知识界所接受的事实，佛教早已在中国思想文化领域扎下了根基，反是反不掉的，儒家文化的发展只能在吸收佛学中找出路，想倒退到汉代儒学独尊的局面已是不可能了。在这个时候，柳宗元提出佛学与《易》、《论语》合，并列示两家在理论上的若干结合点，对于人们从哲学的层次上探索儒佛融合的途径，是有启发和推动作用的，接触到了儒学进一步发展的关键所在。

如果看后来宋明理学，其在目标上是承接了韩愈复兴儒学的事业，而在具体行进时是沿着柳宗元所主张的儒佛互渗这条路而通往新儒学的——李曜提出“讨论韩柳”，所为正是如此，正是为了“点拨”此时的名师大儒们发现另一条振兴儒学的康庄大道。

当然，在振兴的过程中，李曜是必然会进行一定的引导，让其朝着先进的方向改进，而不是墨守成规，渐渐僵化。